胡耀邦是一个极富智慧、极懂策略的政治家。  

  1977年12月15日,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。上任伊始,平反冤假错案,解放干部,这是胡耀邦早就成竹在胸的一件大事。他按照邓小平多次讲的“有错必纠”的原则积极推进平反工作,旗帜鲜明地提出“两个不管”,即对于“凡是不实之词,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,不管是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下搞的,不管哪一级,什么人定的、批的,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”。简单地说就是用“两个不管”的矛,去对付“两个凡是”的盾!“两个不管”彻底地冲破了“两个凡是”的束缚,大大加快了拨乱反正、平反冤假错案的进度。

  胡耀邦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,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因为包产到户问题,过去批了十几年,许多干部被批怕了,一讲到包产到户,就心有余悸,谈“包”色变。如何让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在政治上获得通过,这问题曾经使胡耀邦大费脑筋。一天晚上,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。他在琢磨,怎样避免使用“包产到户”这个名词,以减少政治上的阻力。他突然想到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这个名称。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,立即坐下,把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写在纸上并高兴得笑起来。从此,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就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载入了史册。 

  其实,胡耀邦的智慧源于他的好学勤思。

  好学

  王稼祥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讲,“你们要向胡耀邦学习,学习他刻苦读书的精神”,“他善于学习,读书很多”。陆定一也称赞胡耀邦:“他读的书真不少,很有见解,知识面很宽,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,字也写得不错。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。”据说,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也曾将胡耀邦称为“红军自己培养的秀才”。

  胡耀邦读书涉猎很广,新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他至少通读过两遍,《列宁全集》至少通读过一遍,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。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本,他不仅反复读,而且还把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,同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本的文章仔细对照,看看毛泽东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,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。

  他善于博学强记,看过的书画了许多符号,做了许多眉批,写了大量读书笔记。他辞职后到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,又重读了一遍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,仅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24本!此外,他读过的主要书籍有《鲁迅全集》、《沫若文集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诸子集成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昭明文选》,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著作、人物传记等等。他往往是把工作很快处理一下后,集中时间读书,直到深夜。他很喜欢读人物传记,凡能搜寻到的世界各国名人传记,他都读过。他对一些古文名篇,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文和诗词曲赋,有许多篇都能背诵下来。  

  耀邦读书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,读得进,持之以恒。1969年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,一呆几年。黄湖农场地势低洼,气候恶劣,一到夏天,蚊蝇成团,气温骤升,闷热难熬。军代表又一再宣布,以后我们这些干部就在黄湖安家落户,世代为农了。因此,不少人根本无心读书,独有胡耀邦一人钻进蚊帐,点着小马灯,戴上老花镜,孜孜攻读。

  1971年林彪事件后,耀邦被批准回到了北京,但因他拒绝在军代表诬蔑他的“审查结论”上签字,被“挂”了起来,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。在那种情况下,他非但没有心灰意冷,意志消沉,反而抓住这个机会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。有一次,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一些人来看我,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,心里很着急。我同他们说,没有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,没有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!他们说读不下去。我看应该能读下去,不要浪费时光,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,不但可以提高自己,丰富自己,而且还是一种锻炼,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,一旦分配了工作,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。” 

  胡耀邦常有独特见解。在1960年2月9日团中央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上,他讲“真理是要实践来鉴定的”。他不赞成“句句是真理”的说法,曾说:“毛主席主持会议时说‘同志们,开会了’,这算什么真理!”胡耀邦敢于讲真话、坚持讲真话的作风伴随了他一生,为此他吃过不少苦头,但他“秉性难移”,“至死不悔”。他常对人讲,我们党内政治运动不断,难免发生“挨错整”和“整错人”这两种情况,对此都要有思想准备。但是做人,既不能有害人之心,也不能有防人之心,不然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里就不能有正常的同志关系。他辞职后,一位秘书埋怨他太缺乏城府,不该尽讲真话时,他还把脸往下一拉,愤愤然说:“党内交心为什么不说真话呢?”

  勤政

  胡耀邦精力充沛,不知疲倦,宵衣旰食,勤于政务,几十年如一日。当年主政团中央时,四十多岁,年富力强,他的办公室与卧室只一墙之隔,中间有门相通,但他中午从不去床上午睡,午饭后只在沙发上靠一会儿,看看报纸,打个盹儿,就又起来工作了,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,晚上则工作或读书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。他习惯夜里工作和读书,也要求工作人员能坚持熬夜,每次外出调查,要从有关部门带上几个人,都要事先了解这些人能不能熬夜。不能熬夜的,则坚决不带。他说:“我最怕不能熬夜的,天一黑就呵呵呵,呵呵呵,不仅自己不能工作,还会影响别人的工作情绪。”“文革”后,中央分配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,为了尽快调查研究,写出汇报提纲,他“马不停蹄”,一天跑三个研究所,而且每天上班时由家里带个铝制饭盒,装上中午的饭和菜,走到哪个研究所该吃饭时,就在哪个研究所吃凉饭凉菜,结果造成有一段时间消化不好。耀邦任党的总书记以后,肩上的担子更重了,因此,他更加兢兢业业,夜以继日地工作。在他提议下,中央书记处成员每个星期天要加半天班。而他,家就在中南海东岸,离勤政殿不远,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,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家同家人一起吃顿晚饭,就算是团聚了。饭后,他则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工作去了。    

  耀邦深入实际,调查研究,了解民情,联系群众,也是很突出的。仅在他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七年中,就有六个春节深入到矿山井下、穷僻山乡、牧民帐篷、边防哨卡,同人民群众一起过年,同基层干部共商脱贫致富大计。他生前几乎走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。1952年调到团中央后,他就立志要走遍全国的两千多个县。由于他的辞职和过早去世,还剩下10个专区未去,这已成为他的终生遗憾。

  雅量

  胡耀邦曾说:“我十几岁参加革命,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官。”在参加党的八大期间,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,大意如下:

  今天上午,我出席主席团会议,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里的时候,从心底感到无限痛苦,我是作梦也没有想到……现在九十七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有我,我完全想不通。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,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。这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无论如何,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名单里去。  

  中央书记处很重视胡耀邦的来信,委托刘澜涛找胡耀邦谈话。刘说,中央领导认为,青年团里应该有一名负责人成为中央委员,而胡耀邦本人的资历符合这个要求。现在这件事已经定了,就不要再提了。  

  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后,助手和秘书向胡耀邦表示祝贺。胡耀邦表情严肃地说:“祝贺什么,不相称啊!不少省委书记、中央的部长、部队里的将军,功劳比我大,资格比我老,但还是中央候补委员。我心情很不平静啊!”

 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,凡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。他鼓励人说话,“不戴帽子,不打棍子,不抓辫子,不装袋子”,就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。据田纪云回忆,凡是胡耀邦主持的会议,大家敢说不同意见,并且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。

  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时,每周两次召开例会。每次,胡耀邦自己先讲40分钟左右,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。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,他就说:“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,我的意见收回。”一个领导人,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,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大是大非问题,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,包括不同的政见,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。”

  还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胡耀邦的博大胸怀和雅量。一次,中央召开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,讨论加强、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。胡耀邦讲话以后,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,但有位省委书记当场表示有异议,他讲了一大堆理由并带着明显的情绪说:“我们那里情况特殊,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!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走我的独木桥!”有人公开唱反调,会议气氛紧张起来。尽管胡耀邦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,也迫切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,但他没有发火,而是平静地说:“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,就做,想不通,允许你再想一想。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‘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走我的独木桥’嘛,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,你们看这样行不行?”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,那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,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,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(摘自《海峡通讯》2008年第3期 黎文钟/文)

——信息来源:共产党员网